中国最高领导层本周齐聚北京，将确定未来十年国家关键发展目标与愿景。每年此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一最高政治机构都会举行为期一周的会议，即中央全会。本次会议决议将构成中国下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的基础——这份蓝图将指引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轨迹。虽然完整规划需待明年公布，但官员们很可能在周三透露相关内容，并在一周内披露更多细节。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政治学者尼尔·托马斯指出：“西方政策围绕选举周期运行，而中国决策体系遵循规划周期。五年规划明确中国的发展目标，指引领导层设定的方向，并调动国家资源实现这些既定目标。”表面上看，数百名西装革履的官员握手议事的场景或许单调，但历史表明，他们的决策往往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以下是中国五年规划重塑全球经济的三个历史节点。
尽管难以精确追溯中国经济崛起的起点，但党内多将1978年12月18日视为重要转折。近三十年间，中国经济长期处于严格计划管控，苏联式中央计划体制未能提升民生福祉，大量民众仍在贫困中挣扎。当时国家尚未完全摆脱毛泽东灾难性统治的影响——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场由新中国创始人发动的社会经济改造运动导致数以百万计民众丧生。
新任领导人邓小平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中国将适时引入自由市场机制。其“改革开放”政策成为1981年启动的五年规划核心内容。经济特区的设立及其吸引的外资投资，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轨迹。
托马斯先生指出，那个五年规划目标的实现效果堪称典范。”今日中国已远超1970年代人们最大胆的想象，”他表示，”无论是在重振民族自豪感方面，还是在确立其世界强国地位方面。”但这一进程也从根本上重塑了全球经济格局。到21世纪，数百万西方制造业岗位已转移至中国沿海地区的新建工厂。经济学家将此称为”中国冲击”，这已成为欧美传统工业地区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核心驱动力之一。例如，唐纳德·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其关税措施与贸易战——正是旨在挽回过去几十年流失至中国的美国制造业岗位。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得以巩固。但世纪之交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已在谋划下一步战略。当时决策层警惕中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即当崛起中的国家无法再提供超低劳动力成本，同时又缺乏创造高端产品与服务所需的创新能力时出现的发展停滞。因此中国需要从单纯的低端制造转向寻找”战略性新兴产业”——该术语于2010年首次被正式提出。对中国领导人而言，这意味着要发展绿色技术，包括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领域。随着气候变化在西方政治议程中日益重要，中国向这些新兴产业投入了空前规模的资源。
如今，中国不仅是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领域当之无愧的全球领导者，更几乎垄断了相关产业链所需的稀土供应。中国对这类关键资源的掌控——它们对芯片制造和人工智能发展同样至关重要——使其在全球占据有利地位。近期中国政府加强稀土出口管制的举措，被特朗普称为”企图挟持世界”的行为。尽管”战略性新兴产业”在2011年才被正式纳入下一个五年规划，但早在二十一世纪初，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已将绿色技术定位为经济增长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潜在引擎。尼尔·托马斯解释道：”中国在经济、科技及行动自主性方面追求自给自足的愿景源远流长，这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中国的五年计划近年来将关注点转向了“高质量发展”——这一概念由习近平于2017年正式提出。这意味着中国开始挑战美国在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并力图跻身行业前沿。短视频应用TikTok、电信巨头华为乃至人工智能模型DeepSeek等国内成功案例，无不印证着本世纪中国科技的蓬勃发展。但西方国家日益视这种现象为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随之而来的对中国热门技术的禁令或尝试性限制，已影响到全球数百万互联网用户，并引发了激烈的外交争端。
迄今为止，中国科技成就的驱动力始终离不开美国的技术创新，例如英伟达的先进半导体芯片。鉴于华盛顿现已阻断对华销售这些产品，“高质量发展”预计将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这是习近平2023年提出的新表述，更侧重于培育本土优势与国家安全。这意味着中国要在芯片制造、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领域达到尖端水平，既不依赖西方技术，又能抵御封锁制裁。在所有领域实现自给自足，特别是在创新链顶端，很可能成为下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原则之一。
“国家安全与技术自主已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决定性使命，”托马斯先生解读道，“这归根结底回归到支撑中国共产主义建设的民族主义工程，旨在确保国家不再受制于外力支配。”
【本文精选自BBC，原文链接：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jr045x425vo】